供强需弱矛盾的成因与对策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新立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运行存在问题时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一判断切中要害。供强需弱是对当前总供求态势作出的新概括、新认识，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深入理解中央的这一论断，分析其成因，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对策，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实现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供给与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一对基本矛盾，具有典型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在强调供给时不能忽视需求是否适应，在强调需求时又必须考虑供给的可能性。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供给短缺成为主要特征。而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不足则常常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好二者关系，使之相互适应、相互协调，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均衡、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前，出现供给强劲、需求疲弱突出问题，不是短期造成的，有其历史根源，只有找准原因，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多年来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率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把改革开放46年分为2个阶段比较，1978—2000年的前22年，最终消费率年均为62.8%；2001—2024年的后24年，最终消费率降为年均54.6%，前后降低了8.2个百分点。与此相应投资率则不断攀升。投资作为间接需求，在短期内对拉动需求效果明显，但从长期看，增加的是供给。由于消费增长速度跟不上供给增长速度，必然导致供强需弱局面。如能将最终消费率提高到前22年的平均水平，即相当于目前每年有11万亿元以上的产出由用于投资转变为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即大为缓解。

二是长期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1978—200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年均为51.5%；2001—2024年，这一比例下降为43.1%，比前22年低了8.4个百分点。在国民总收入的分配中，企业和政府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

三是多年来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未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货币供给是需求的总闸门，是调节总供求关系的基本杠杆。从M2的增长速度看，1990—2010年年均增长21.3%，基本满足了经济增长需要，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5%，物价保持在合理区间；2011—2024年M2年均增长11.0%，GDP年均增速为6.4%。后14年与前20年相比，M2和GDP年均增速分别下降10.3和4.1个百分点，导致近几年市场价格低迷，2020—2024年，CPI年均为1.2%，PPI年均0.9%，5年间PPI有3年为负，以致出现2024年银行定期存款大幅增长而M1负增长现象。当年M2增速为7.3%,M1增速则为-1.4%，两者相差8.7个百分点，相当于约有23万亿元新增定期存款趴在银行账上吃利息。直接原因是企业从银行拿到贷款后，找不到好的投资出路，只能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回银行。央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空转”。这是长期以来货币供应偏紧带来的后果。

显然，提高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是解决供强需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由于这两个指标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指标，涉及许多方面，需要认真研究，精准调控、综合施策。

围绕提高最终消费率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重点应放在汽车和住房消费领域。汽车和住房属于十万、百万元级的消费品，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举足轻重。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居全球首位，但人均保有量仅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发达国家与汽车相关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六分之一。中央文件早就提出对汽车要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把这项改革落到实处，可拉动城市道路、立体停车场、智慧交通管理建设和城市更新，足以支撑我国汽车产业在10年内的快速增长。房地产业能拉动40多个部门发展，是持久不衰的支柱产业，对就业影响极大。前些年，为抑制房价上涨，许多城市出台了限购措施。应根据新情况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尽快恢复和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要满足居民对住房的改善性需求，把进城落户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保障房覆盖范围。继续推行“保交楼”行动，尽快消除烂尾楼。有计划地对老旧街区进行现代化改造，解决“城中村”问题。老旧楼房加装电梯，进行适老化改造。建设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口袋公园，增强城市防洪抗灾能力，建设宜居宜业、安全韧性城市。

围绕扩大就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第三产业发展，虽然过去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但总体上仍明显滞后。202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6.7%，就业比重仅为48.8%。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75%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空间，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途径。特别是随着第一、二产业数智化的推进，部分劳动力将释放出来，进入第三产业。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对如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逐一规划，研究鼓励发展的政策措施。银发经济是就业的新增长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发展医育、医养结合服务，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全国约有失能半失能老人4 500万，按照1个护理师照护2个失能半失能老人计算，如能把长护险推广到全国，可增加2 500万个就业岗位。做好这件事，既能解决失能老人家庭的困难，又能扩大消费和就业。

提高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民间投资对就业和居民收入拉动作用大，民间投资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从零起步，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16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达到65.4%的峰值。近些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2024年降为-0.1%，投资占比下降到50%以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2025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获得一视同仁的政策支持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制约民间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融资条件，在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等方面，应像支持国有企业一样支持民营经济，尽快使民间投资恢复到正常增长状态。

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起来，运用财政贴息、降税、补贴和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把银行贷款和各类社会资金引导到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投资方向上来，引导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投资项目上来。做好这件事，需要发展改革、财税、银行三大部门密切配合。规划部门提出应给予支持的投资项目建议，财政部门确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银行独立审查贷款企业偿本付息能力。

历史上，我国曾成功应对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把危机转化为机遇。针对当前供强需弱问题，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部署，各级政府和部门协调一致、齐心合力，把扩大内需作为发展机遇，就一定能再造新的辉煌。

（选自《宏观经济管理》2026年第1期）